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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仲:辩证唯物主义是实践的灵魂

发布日期:2014-08-06

《美术》杂志社前主编 王仲

 

一、一点回顾

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哲学界曾有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底是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大讨论。实践唯物主义派的代表性学者在1989年第3期《求是》杂志上,发表《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是实践的唯物主义》一文,全面提出了“用实践唯物主义去取代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改革纲领,把这场大讨论推到了高潮。当时,我曾在《光明日报》、《北京大学校刊》、《高校理论战线》与之进行了三轮辩论。钱学森在看了我们争论的文章后,1992年6月22日在给我的信中说:“我的看法是:(1)实践唯物主义的提法不对,应该是辩证唯物主义。”当时有一家刊物,想要公开发表这封信,我征求钱老的意见,他给我回信表示“不妥”。我理解钱老的意思,当讨论正在深入展开过程中,他不想以权威身份进行干扰。这场热战过去20年了,我最近又翻阅了当年的一些文章和最近的一些资料,深感当时问题的是非已经很清楚。但奇怪的是,后来的趋势却是越来越冷落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而越来越热炒实践唯物主义。黄枬森也说:“在文艺学的哲学基础的讨论中,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中,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占据哲学思潮主流的可能是实践唯物主义。”这难道不意味着,我们哲学界和美学界的整体辩证思维越来越稀薄了吗?大家热衷到混乱的、支离破碎的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去寻找“生发点”、“生长点”来发展、来创新、来开宗立派。就像艺术界近些年来流行的“沙雕艺术”,在沙滩上用沙子费尽心思雕塑出来艺术品,虽然一时令人耳目一新、不无赞叹,但持续不了多久就坍塌了。这种“沙雕艺术”本来就没有想长久留存,只想玩一把,让观光者一时开心而已。我们的理论工作可不能抱着这种玩一把的心态。美学、文艺学要有所前进,还是要有扎实牢靠的辩证哲学基础。我在艺术领域和其他许多领域里是主张“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但唯有在哲学领域里,我主张还是“百家争鸣,共培一花”好。因为,这是由作为哲学本质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决定的。

二、哲学就是哲学

当哲学、美学的争论走得越来越远的时候,往往要回到哲学的原点来重新思考。

什么是哲学?哲学研究的对象究竟是什么?许多哲学家和哲学教科书都不愿意“白纸对青天”地毫不躲闪地正面回答这两个问题,尤其是不愿意回答前一个问题,或者只用后一个问题的答案来敷衍前一个问题。但许多哲学上的分歧,往往就是从回答这两个问题上的些许差异肇始的,如果不认认真真地正面回答这两个问题,就无法逻辑顺畅地解决此后的一系列哲学问题。许多哲学教科书在谈到什么是哲学时,大多用希腊文“爱智慧”来搪塞,但我们总不能说“爱智慧就是哲学”。“哲”在汉语中确实是聪明智慧的意思,在中国古代,凡是见识超群、有很高运筹智慧的人被称为哲人、贤哲,而“哲”之为学,当然就是能使人变得聪明智慧的学问了。

我认为,哲学是以人的需要为出发点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个基本问题上来展开的高级思维活动,即在以人的思维为一方和思维之外的存在为另一方这“两条渐进线”(恩格斯)之间来展开的高深思维活动。哲学是人类为了更好的生存发展而在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过程中逐渐总结出来的把握周围世界普遍运动发展规律的具有高级辩证运筹智慧的逻辑范畴体系,哲学研究对象是贯穿于自然、社会、思维整个时空物质运动世界的一般普遍规律。这种因人类为了更好地解决生存发展的需要而在认识和实践过程中逐渐总结出来的贯穿于自然、社会、思维整个物质世界运动发展一般普遍规律的具有高级辩证运筹智慧的工具性的逻辑范畴体系(在这里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是同一个东西),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内容。简言之,哲学对象就是时空物质世界运动发展的一般普遍规律,而哲学本身就是能动反映哲学对象的逻辑范畴体系——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再说白一点,哲学应该就是一本书——一本概念明确、结构严密、逻辑通畅,科学地反映时空物质世界运动发展一般普遍规律的逻辑范畴体系为文本的书——不断完善的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应该就是这本书。这个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说到底,是物质自然界的伟大产物——人脑及其思维——的伟大成果。这个人类思维的伟大成果,是通过东、西方无数唯物主义哲学家和辩证法大师在漫长的探索过程中逐步揭示的,直到马克思、恩格斯时,才在前辈哲学家铺垫的基础上把它科学地揭示出来。

但马恩从来没有把发现这个人类思维的伟大成果——辩证唯物主义——的功劳独占,他们一有机会就会敬重地谈到老黑格尔在这个伟大发现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他们甚至没有忘记一位德国工人的功劳。恩格斯曾说:不仅我们发现了这个多年来已成为我们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武器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而且德国工人约瑟夫·狄慈根不依靠我们,甚至不依靠黑格尔也发现了它。恩格斯从来没有说他和马克思“创造了”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而只是说他们“发现了”。我想这倒不只是表示他们谦虚,深谙自然、历史和思维发展规律的他们,自然懂得产生如此伟大的思维成果背后深厚久远的原由,这绝不是一、两个哲人圣贤凭着自己超群的聪明才智就能够凌空独创出来的。南斯拉夫“实践派”和中国“实践派”之间不论有多少差异,但在哲学上的基本主张是一致的,那就是他们都质疑辩证唯物主义(唯物主义辩证法),都主张“用实践唯物主义去取代辩证唯物主义”。就质疑和排斥辩证唯物主义这一点来看,“实践派”不懂何为真正的“哲学”,也不懂“辩证唯物主义”的本质,在他们头脑中根本没有牢固可靠的“哲学”概念。真正的“哲学”是研究整体世界(贯通自然、社会、思维三大领域)运动发展普遍规律的最高抽象的理论,而不是研究某个具体理论(如实践理论)和某个具体观念(如实践观)的局部理论。真正的“哲学”是不需要加限制性的定语的,哲学就是哲学。而加定语的哲学,如“自然哲学、”“社会哲学”、“艺术哲学”、“军事哲学”、“道德哲学”、“打乒乓球的哲学”“卖白菜的哲学”等等,都不是真正的哲学,而只是哲学运用于知识体系金字塔某一具体构成部分而使之逻辑化的理论。实践理论无论再怎么哲学逻辑化,它也不可能取代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作为真正哲学的地位。

三、实践是人的两大能力之一

从逻辑上讲,实践是与理论对应的概念,它在一般意义上的内涵,大致是与空想、空谈、空写相对应的有目的的行动、真做、实干。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回答“什么是实践?”那就是:实践是人为了更好的生存发展而有目的的行动。简言之,实践是有意识的人的有目的的行动。“实践”一词的本义,就是“实际践行”、“实际践行某个意图”,就是“有目的的真抓实干”。说到这里,我们许多中外的“实践派”朋友们认为,主张“实践本体论”、“实践一元论”、“用实践唯物主义去取代辩证唯物主义”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不就如同说主张“实干本体论”、“实干一元论”、“用实干唯物主义去取代辩证唯物主义”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有点滑稽吗?“实践”一词除了“实际践行”、“实干”的本义之外,没有任何哲学意义,真正有哲学意义的是“怎么”去实践,“循什么道理”去实践,“依什么规律”去实践,“靠什么哲学”去实践。“实践”及所谓“实践哲学”都不能算是哲学,实践所依靠的哲学,如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

马克思将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创立了关于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学说——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而“实践”是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一个重要的出发性的基础概念——有思维能实践的个人——下面的两个子概念(思维与实践)之一。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不仅具有知行关系上的一般意义,而且把它当成一把钥匙,去开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秘密之门。马克思认为,在人的精神所支配的实践活动中,生产实践是决定其他各种实践活动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因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而这种“通过头脑感觉到饥渴引起的”实践活动,首先是为了满足吃喝、维系生命而去创造生活资料的生产实践,进而才引伸出“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一系列结构性的社会概念,探索出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实践”概念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过程中起过重要的作用,但不能因此就怀着感激之情把它抬升到“本体”的高度去取代“物质本体”,用所谓“实践哲学”去取代“辩证哲学”。

有各种生命图存发展理想的有思维、能实践的个人,是统一物质运动世界长期发展的最高产物,它既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起点,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实践”只是人的两大能力(思维与实践)之一,它不可能脱离人的物质存在而独立成为什么“实践存在”或什么“实践本体”。“思维”也一样,它不可能脱离人的物质存在而单独成为什么“思维本体”、“精神本体”。主张用“实践本体论”取代“物质本体论”的哲学家,和主张“精神本体论”取代“物质本体论”的哲学家一样,都片面地强调了人的一面,都忽视了完整的人本身。

“实践”概念被不少理论家赋予了许多他们自己强调的内容。他们讲的实践无非是他们认为的“最重要的实践”,但“最重要的实践”和“实践”,不是一个概念。“实践”这个概念说到底,就是人的行动能力所及的一切活动。人有两大活动能力,一是正常健康大脑的内在的纯思维活动,二是由正常健康大脑思维支配的身体外在的行动能力(精神病患者的思维和行动除外)。一个下肢瘫痪而上肢健全的残疾人,他用双手写作或做其他社会服务性工作,你不能不说他是在“实践”。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四肢瘫痪,由他口述而夫人赖莎笔记完成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你也不能把这种“口述”排除在“实践”之外。当然,躺在沙发上的奥勃洛莫夫的遐想不是“实践”,王阳明所讲的所谓“知行合一”,说“知一萌动即是行”,这也显然不是“实践”。国内外不少理论家热衷研究“人的活动”,搞出了许多结构层次,其实说到底,“人的活动”就是两大层次,思和行,思维和实践。就像不说不写不行动的思维活动是纯思维活动,许多理论家天才大脑中深思远虑的还没有写出来或不想写出来的思维活动也是纯思维活动。但凡是思维活动转化成的行为活动,都应不论其重要不重要、意义大不大,归为人的实践活动。如果概念不这样精确下来,关于“实践”问题的争论还会像京剧折子戏《三岔口》一样,在黑暗中无休止地打下去。

四、世界只有一个本原——时空运动物质

西方古典哲学中的“本体论”,是研究讨论宇宙世界天地万事万物的最后存在和终极本原(本元)的理论。历代哲学家对“什么是本原(本元)”这个问题的回答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认为精神是本原的主张“精神本体论”的属于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物质是本原的主张“物质本体论”的属于唯物主义阵营。“本体论”是一个从外文转译过来的词,“本体”这个词的内涵很不精确。在汉语中,“本”与“末”是对应词,如果“本”要成为“体”,那与“本体”相对的就应该是“末体”,“本体”如果表示树的主干和大支干,那么“末体”则表示树的小枝和末梢。“本质与现象”在逻辑学中是一组对应词,但在康德那里“本体”与“现象”则是一组对应词。“本质”是看不见的,是现象背后隐蔽的事物内部稳定的性质,而康德的“本体”是不可知的“自在之物”(物自体),这个“本体”显然不是看不见的“本质”,难道它是看得见的“实体”?如果是看得见的“实体”,那它与看得见的“现象”又是什么关系呢?总之,“本体”是一个很不明确的容易引发歧义的概念。

在西方传统哲学中,“本体论”既然研究的是世界本原的问题,为什么不直接名对名地称为“本原论”呢?“本体论”一词由于自身的歧义性,在理论界和文艺界造成了很大混乱,有人以为用“本体论”一词显得很哲学化、很有学问,于是在知识体系的各个门类里都出现大大小小的“本体论”。有人借康德“本体”概念不可知的模糊性,来构建什么“艺术本体论”。在美术领域里,甚至每一个画种都有自己的“本体论”,什么“油画本体论”、“版画本体论”、“国画本体论”,还有什么“笔墨本体论”、“气韵本体论”等等。哲学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概念范畴的纯化、精确化、无歧义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体论”一词显然已经因自身的缺陷而过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百多年前都不用它了,我们这些自认为很现代的人,为什么还要去用这个老掉牙的词,并被它纠缠得不亦乐乎?我认为“本体论”一词应该在中文中废除,如要讨论世界本原问题,就应该直接名对名地称为“本原论”。如果统一用“本原论”,我想“实践派”的朋友们恐怕也会不便直接把自己的理论称为“实践本原论”吧,这必定会少了些许逻辑上的回旋余地。如果真能用“本原论”去废除“本体论”,我们的哲学界一定也会清明些。

许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朋友们把马克思主义的“本原观”称为“物质本体论”,我认为同样不妥当,改为“物质本原论”还勉强。严格说,若问宇宙世界天地万事万物何为统一基础之本原,回答应该是:“时空运动物质”,如称“论”的话,应是“时空运动物质本原论”。说到这里,可能会有朋友认为我太故弄玄虚了,谁不知道物质是离不开时间、空间、运动的?我这里绝不是罗嗦和赘述,我要强调的是,时间、空间、运动、物质这四者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谁也离不开谁,是四位一体的,因此,世界最终的存在和统一性不是“物质”,而是“时空运动物质”。而这种世界的统一性,首先意味着时间、空间、运动、物质这四者之间的统一性。另外,人的思维惰性经常是只见物不见运动和时空,只见眼前不见未来。人见到泰山,只会直观的产生“稳如泰山”的感觉,根本没有意识到泰山在时间中、空间中是处在运动中的。恩格斯说:“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像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人们容易只看到“事物”而看不到“过程”。为了消除人的这种思维惰性,为了消除人们突然面临“东欧苏联解体”的茫然和突然面临“汶川大地震”、“海地大地震”时的惊恐,加强我们对物质世界万事万物的时空运动感,我们在哲学最根本的本原问题上不能把物质和时空运动做人为切割,不能给人一种“世界本原就是直观静态的物”的错觉,因此,必须明确世界本原是“时空运动物质”,而坚持这种观点的理论自然应明确为“时空运动物质本原论”。既然“时空运动物质”是宇宙世界万事万物的最后存在、终极本原和统一性,反过来它的这种统一性就应该体现在宇宙万事万物之中,有思维能实践的人和社会当然也不例外,“时空运动物质”世界的一般发展规律自然也会体现在人(思维与实践)和社会的发展规律之中。而“实践”在时空运动物质世界中,只是“有生命的个人”(物质实体)在时空中的外在运动形式,而推动这个外在“实践”的,却是“有生命的个人”(物质实体)隐秘的内在运动形式(思维)。

五、一个本原,两个动力

宇宙世界天地万事万物的最后存在、终极本原和统一性是“时空运动物质”,或者说,客观世界是“时空运动物质世界”。明确了这个“本原”问题之后,人们的思维就会自然而然地向下追问:这个“时空运动物质世界”是怎么运动的?是靠什么力量来推动的?它的“动力”是什么?而“第一推动力”又是谁来作为的呢?屈原在《天问》中也发出感慨,“惟兹何功,孰初作之?”千万年来人们想不通这个问题,于是才会想出各种各样的神和上帝来,请他们出来担当这个“第一推动力”的推动者角色。唯物主义者当然不会同意这种神话和宗教的幻想,但就人类目前实际的科学水平来讲,还不可能解决这个元推动力的问题,甚至不可能对此做出任何科学假设,我们现在只能把这个“时空运动物质世界”理解成无始无终的永恒过程。虽然我们无法知晓世界的“始”和“终”,无法知晓“第一推动力”,但我们根据目前人类的科学水平,对世界的动力及其运动规律还是有所认识的,我们时下运动着的世界是靠各种“相互作用”的自然力(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社会的)来推动的。恩格斯说过:“自然科学证实了黑格尔曾经说过的话: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我们不能追溯到比这个相互作用的认识更远的地方,因为正是在它背后,没有什么要认识的了。”

当“时空运动物质世界”产生有机生命之前,它的动力还是单纯的自然力,但当“时空运动物质世界”经过长期演化的最高产物——“有思维能实践的人”——诞生之后,“时空运动物质世界”(起码是人的意识所及的那部分物质运动世界)就有了两种性质不同的运动发展动力:无意识的物质自然力和有意识的精神发动的实践力。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谈到过这两种动力,一种是“自然界中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一种是“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人为动力。我们人类身处的这个世界,本质上是“一个本原、两个动力”的世界(这里对人之外的凶猛动物和星际之间可能存在的高级智能动物姑且不论),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事实。

“实践派”对这个客观事实是迷茫的。“实践派”的哲学立场是矛盾而混乱的。一方面,他们高扬“人的主体精神”,强调“个人的自由选择”和“个人的自主实践”,指责辩证唯物主义“漠视人”、“见物不见人”、“把人融化在‘绝对’的深渊和黑洞”,认为承认客观规律就是“宿命论”,于是人为地去抬高“实践”的地位,把它当成本原意义的“本体”,用“实践本体论”去取代“物质本体论”。另一方面,他们又怕从“实践本体论”滑向“精神本体论”,力图在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和唯心主义的“精神本体论”之间建立中间性的、中介性的、超越性的第三种哲学立场。他们认为这种“实践本体”,“既非心,亦非物,也不是二者的统一规定”,它“超越了有关物质—精神、主观—客观、主体—客体、理性—非理性、可说—不可说……等一切二元对立关系”。这种中间性的、中介性的、超越性的“实践本体”,自然是根本不存在的。“实践”既超越不了承载它的“有生命的个人”,也超越不了发动它的“精神”。有的哲学家不能忍受这种哲学尴尬,干脆公开采取二元立场,主张“两个分裂的本原”,即“自然本原和超自然本原”。“实践派”的哲学迷茫之处,第一是不懂什么是哲学上的“本原(本体)”,第二是找不准伟大的“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位置。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世界是“一个本原、两个动力”的观点,非常明确地解决了“实践派”这些迷茫问题。第一,“时空运动物质”是世界唯一的本原,其他一切一切(包括个人、个人的精神与实践、个人组成的社会)都是这个唯一本原的派生,“精神”和“实践”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本原(本体)”。第二,人所生存的这个世界是由两个动力(无意识的物质自然力和有意识的精神发动的实践力)的相互作用而构成的,“有意识的精神发动的实践力”不是“本原(本体)”,而是“时空运动物质本原”长期造化的伟大成果——人——的能力(运动形态)。“一个本原两个动力”既解决了纷争不休的“本原”问题,又给伟大的“人的主观能动性”找到了它应有的哲学位置,在这个科学的位置上,你“实践派”如何“张扬主体精神”都是可以的。

“实践派”在抬升“实践”时羞羞答答地与“精神”若即若离,生怕从“实践本体论”滑向了“精神本体论”。其实,当你明确了“一个本原两个动力”之后,大可不必怕沾“精神”,实际上,“实践”与“精神”是密不可分的,没有“精神”指导的“实践”是“精神病人的实践”,而且“精神”对“实践”而言也是永远处于主导地位的。虽然实践具有检验前此精神是否正确的真理标准的意义,虽然实践过程可以反过来修改、完善精神制定的计划目标,虽然实践在认识论中意义非凡,但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每一次实践都是由精神发动的。承认“一个本原两个动力”的客观存在,本原问题的纷争停息了,而“精神”和“实践”在哲学逻辑中也就各安其位了。

被“实践派”指责为“见物不见人”的恩格斯,其实比“实践派”更重视人,更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更重视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恩格斯在批判旧唯物主义历史观时说:“不彻底的地方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它的动因”。恩格斯在这段用语中是承认“精神的动力”的,说“动因”是以承认“精神的动力”为前提的。恩格斯承认的这种“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当然是指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的行动动力、实践动力,是“精神支配的实践动力”、“精神发动的实践动力”。因为“实践”需要通过“精神”来发动,恩格斯对此说得也很清楚:“推动人去从事活动的一切,都要通过人的大脑”,人的“行动的一切,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愿望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

也许有人会认为,我这样强调精神对实践的支配作用有唯心主义之嫌,我这里事先用恩格斯的一段话来加以回答:“如果一个人只是由于它追求‘理想的意图’并承认‘理想的力量’对他的影响,就成了唯心主义者,那末任何一个发育稍稍正常的人都是天生的唯心主义者了,这样怎么还会有唯物主义者呢?”贝克莱们的显唯心主义把“精神”当作本原意义上的“本体”,“实践派”的隐唯心主义又把“实践”当作本原意义上的“本体”,而马克思主义把“时空运动物质”当作“本原”,而把“实践”当作一种与“自然界中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相对立的“推动人去从事活动的”“精神的动力”(严格地说是“精神支配的实践动力”)——在解决哲学基本问题上到底谁更客观更科学更高明?大家可以自己去掂量。

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精神支配的实践动力”,并不是一种否定“时空运动物质本原论”的超自然的动力,它本身实际上也是一种自然力,只不过它是区别于外在的“无意识的自然力”的一种“有意识的自然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劳动实践是“人本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时,明确表明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承认“一个本原两个动力”(时空运动物质本原和无意识的物质自然力与有意识的精神发动的实践力),比承认一个“精神本体”的唯心主义一元论和承认“物质本体”与“精神本体”并列的二元论,以及“实践派”承认的一个“实践本体”的实践一元论,都更客观更科学更高明。

六、人的实践与辩证规律

中外实践派都喜欢讲人性、人道主义、人的主体性、创造性、自由性、人的解放、异化复归等等美好的问题。他们认为,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实践过程中出现的许多负面问题,根源在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讲“物质本体论”、讲客观规律“漠视人”、“见物不见人”,所以要抛弃辩证唯物主义,另起炉灶。他们在马克思著作中出现过的一个词“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拿来生硬的裁剪为“实践唯物主义”,用它来取代辩证唯物主义,宣布它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动作,令人不免想起俄罗斯历史中经常出现“伪季米特里”冒充真命天子的故事。要替代“物质”担当本原意义上的“本体”并取代“辩证”而登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位的“实践”概念,好像就是一个哲学领域里的“伪季米特里”。

前面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实践”是人的两大能力之一,是人的“精神”支配的自然力,离开人的精神支配的“实践本体”什么也不是,只是精神病人令人伤怀的各种动作。“实践”的真正价值在于,支配它的意识、思想、精神是否懂得和是否善于运用辩证哲学规律,更好的支配它“实践”去达到更理想的目的。或者说,“实践”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实践”真正的地位和作用。老实说,“实践”不是什么哲学,真正决定“实践”成败的辩证规律才是哲学。很奇怪,为什么一味抬高“实践”地位的理论,就一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的哲学?难道“实践”是哪个阶级哪个党派的专属概念?实际从逻辑上来看,“实践”(“实际践行某个意图”)是一个很中性的词,实践不分高低、贵贱、雅俗、善恶,只要是人的有目的的行动都是实践。“实践”是任何正常人的权利,它不是哪个国家、哪个党派、哪个团体或哪个个人的专利。工人替资本家干活是实践,工人砸资本家的机器也是实践;总理主持国务会议是实践,清洁工打扫厕所也是实践;希特勒横扫欧洲进犯苏联是实践,盟军联合打垮德意日法西斯也是实践。共产党可以讲实践,国民党也可以讲实践。1949年建立新中国之前,国民党进行了反共产党的实践,共产党进行了反国民党的实践,最后共产党的实践打垮了国民党的实践,这里的成败并不决定于双方有没有实践,而决定于双方的实践到底依靠什么哲学及其这个哲学指导制定出来的一整套是否符合实际、符合人心、符合时代趋势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战略战术。作为认识和实践的工具的哲学是否关心人,并不在于哲学文本上是否写满了大写的人字,而在于它是否能够唯物辩证地逻辑地把握了自然、社会、思维一般普遍规律,真正对个人和人类追求美好未来的实践获得顺利成功有所帮助。

“实践派”对“实践”的推崇,主要落点是对人的自由性的推崇,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愤怒批判,落点就在于它强调的客观规律限制了他们推崇的“人的自由性”。“实践派”连篇累牍对“个人自由”的颂扬文字,倒很像浪漫派诗人激情的诗作,但很少有哲学的理性成份。人的生存环境是很现实的,人要想更自由更美好的生存发展,必须更好地去认识、去把握、去征服我们生存环境的各种客观规律。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就是干这件事的,一味空洞张扬人的自由性的实践唯物主义,是无力承担这个哲学角色的。

马克思主义很重视“个人的自由性”,首先很重视“个人”。马克思说:“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有生命的个人”是思维活动和实践活动的承担者,没有“生命的个人”,也就谈不上什么“思维”和“实践”。“思维”和“实践”只是“有生命的个人”的两大生存能力。“实践”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不可成为“本体”,连“实体”都够不上,如果要在这里讲“实体”的话,“有生命的个人”倒是“实体”,而“思维”和“实践”只是这个“实体”的“运动方式”。“有生命的个人”不仅是“思维”和“实践”的基本单位,也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没有“生命的个人”也就没有什么“社会”和“社会性”的一切。“有生命、能意识、能实践的个人”作为人类社会历史的起点,不仅能够逻辑地把握社会历史过程,而且能够自由创造理想未来,他应该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马克思期望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出现“全面自由发展的人”,在那个理想主义的自由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但要达到这一点,需要不断改善生存环境,摸索和掌握客观发展规律,克服内外矛盾,克服内外制约,不断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恩格斯说:“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愿望是由激情和思虑来决定的。而直接决定激情或思虑的杠杆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可能是外界的事物,有的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动机,如功名心、‘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个人的憎恶,或者甚至是各种纯粹个人的怪癖”。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是充分承认“个性”、“个人的自由选择”和“个人的自主实践”的,甚至连“各种纯粹个人的怪癖”都考虑进去了。但问题是,“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个别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这就要问:个人“这些动机背后隐藏着的又是什么样的动力?在行动者的头脑中以这些动机的形式出现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在客观地肯定个人的自由的无限性时,同时又客观地指出这种个人自由无限性同时伴随着对它制约的无限性。自由和制约永远是一对矛盾。作为整体人类,它的自由追求要受到自然各种力量的制约。作为个人,它不仅要受到自然各种力量的制约,而且要受到无数个人组成的社会的各种力量的制约。马克思主义讲的“动力的动力”,就是隐藏在个人动力背后的社会的制约力,而这些“社会的制约力”是有规律的。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里,详细地谈到他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面谈过的创造历史的“精神的动力”背后的“动力的动力”。他说:“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由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做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提出“动力的动力”的问题,正是马克思的历史功绩之所在。马克思用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来分析研究人类社会历史、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找到制约个人理想追求的社会历史的不同阶段的不同条件的内在发展规律(主要是经济发展的规律),并指出了人类及其个人不断获得自由发展的途径以及共产主义的前景。马克思在这方面的大量论述,这里无须赘述。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重视“个性”、“个人自由选择”、“个人自主实践”,如果不重视研究客观生存物质条件、客观生存环境的内在运动规律及反映它们的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哲学的学习和运用,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正如同当年马克思嘲笑不懂得历史物质条件和历史规律必然性而只醉心于抽象“个人福利”的西斯蒙第的浪漫主义一样。

七、要想“发展”就要“坚信”并去“不断完善”

由于国际社会主义实践体系在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欧洲遭到内外合力的重创而解体,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遭到普遍的怀疑,作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核心和“活的灵魂”的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自然更遭到猛烈地批判。国内外哲学界出现了一股否定和取代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思潮,而主张“用实践唯物主义去取代辩证唯物主义”的所谓“中国实践派”,则是这股思潮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遗憾的是,“实践唯物主义”派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在历史中扮演的真实角色,他们还认为自己是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难道用“实践”去取代“辩证”充当哲学冠名的最高概念,用“实践”哲学去取代“辩证”哲学,就是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或“发展”哲学吗?列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而“实践唯物主义”派,恰恰否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强调的“辩证”,把辩证哲学最高的“辩证”概念换成层次低得多的“实践”概念,这不仅是在从马克思主义辩证哲学向后倒退,也是从一般辩证哲学向后倒退。脱离了“辩证”,还有什么哲学味道可言?!

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哲学,是由唯物性和辩证性有机结合的研究一般存在运动规律和一般思维运动规律同一的范畴概念逻辑体系的最高发展理论。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人类几千年来在生存实践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唯物思维和辩证思维的经验成果,是批判地吸取了历代哲学的积极探索,尤其是批判地吸取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内核”和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而总结出来的“关于发展的最全面最深刻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它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宗派主义理论,而是人类思维的伟大成果。面对这样一种目前相对来讲最科学的哲学,我们到底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态度,这对决定我们哲学方向是至关重要的首要问题。是“坚信”,并在“坚信”的态度下去“不断完善”,还是采取“怀疑”、“动摇”的态度去“另起炉灶”、找替代物“去取代”,这是两条根本不同的哲学路线。

我的态度很明确:“坚信”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是目前世界上最科学的哲学,对这样的哲学我们需要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去“不断完善”它。这一点,我在20年前1989年《光明日报》上连载发表的文章《不断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就已经明确表示过。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我不主张提“发展”,而主张提“不断完善”。历史不断证明,许多打着“发展”旗号的充满主体创造精神的英雄好汉们,经常是风风火火转了一大圈之后,又不得不回到原点来重新反思。孙悟空一个跟头翻出去十万八千里,想撒泡尿标示一下自己的“创造性发展”,但他仍未能跳出如来佛的掌心。中外“实践派”这种以集中攻击和取代“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哲学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突破点的发展路线和发展实践,热闹了半个多世纪,现在不还是内部纷争不断,拆西墙补东墙,最后连基础都还没有打牢固,遑论在上面筑建宏伟的“实践唯物主义”大厦了?!

在今天仅仅“坚信”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是不够的,“坚信”之下必须努力去“不断完善”它,因为它确实不够完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来得及写一部逻辑系统完整的《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哲学》。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建议成立“黑格尔辩证法唯物主义之友协会”,对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组织系统的研究”。80多年过去了,这种“系统的研究”一直没有停顿过,苏联哲学家和中国哲学家以集体的方式和个人的方式写过不少书,成绩不少问题也不少,我们应该积极地肯定他们的工作成绩,更应该在他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基础上,吸纳80多年来人类思维的新成果和人类实践的新经验,并融会东方辩证哲学系统的精华,继续不断完善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哲学体系。

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哲学是最科学的发展观。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哲学家、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我们的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如果只重视实践而不重视学习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是发展不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和文艺理论的,也是搞不好社会主义改革的各方面工作的。